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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它源自于希腊语，一开始是个病理的概念，意思为“刺破或撕裂的皮肤”，后引申为精神伤痛的感觉。人类从有自我意识之日起就充满了创伤。无论在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会感到人生的悲剧，这就是佛教教义中的苦谛之说。宗教能够为人类带来短暂的慰藉，但人类终须自己面对这个充满创伤的世界。洪水、瘟疫、饥荒等生态灾难一次次侵袭，给人类文明留下了创伤的记忆，战争、种族灭绝等人类的自相残杀更是加剧了这种创伤。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帝国在全球拓殖和移民，一部殖民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其中，女性的眼泪占了很大比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多起地方冲突更是给人们心灵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这其中，以“二战”最为惨烈。由于性别上的弱势，这种现代性暴力的创伤给女性带来的伤痛尤甚。

本书的主题——女性创伤叙事，是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出发，叙述女性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创伤。它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主体即如多丽丝·莱辛等女作家的书写，也包括女性作为创伤书写的客体，如男作家对女性悲剧的书写。女性创伤叙事随着近代女权主义的发展而兴起，与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息息相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为“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广大沉默的女性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近年来随着性别研究的不断深入，女性创伤叙事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展。它不断吸收马思主义、生态主义、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势头。玛丽·伊格尔顿就认为女权主义理论更适合被用作复数，即复数的女权主义（feminist theories），这种复数的女权主义现象表明了女权主义学术界对差异性的强调。女性创伤叙事作为女权主义研究与创伤研究的理论结合，更呈现出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创伤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创伤在“一战”后就被弗洛伊德引入精神分析，但创伤理论作为一种批评思想的兴起，则源于美国的两大历史事件:一是1980年,在越战老兵长期抗争的压力下,美国心理学会正式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一种医学疾病纳入诊断规范，这使创伤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二是耶鲁大学自1981年开始,组建了一个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档案库，其成员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杜里·劳伯(Dori Laub)、哈特曼(G.Hartman)、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纷纷出版专著，形成了耶鲁学派，其中卡鲁斯主持编写的《创伤：探索记忆》（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等著作堪称其中的经典。近年来，“9·11”等大型恐袭事件的发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创伤，引发了关于人性的深层思考，与此同时，包括移民在内的少数族裔争取民权运动的发展，揭开了边缘群体的血泪史，更推动了大量女性创伤文学作品的问世。拉卡普拉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的前言中总结道：“创伤研究占据了当今的理论界和学术界的视线……整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文化都可以被看作是创伤性的。”(LaCapra,2001:1)

本书所论述的女性创伤叙事跨越了女权主义研究与创伤研究两个维度。如何表现这颇具广度和深度的选题？本书的方法是以点带面，通过选取英美澳等主要西方国家几位重点作家，对他们的写作主题和写作方法展开论述，从个案中提炼共性，各国的女性创伤叙事特点可见一斑。

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英美澳等主要西方国家女性创伤叙事有着各自的书写对象和特征，不能一概而论。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对殖民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自身的主体性处于危机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早期的非洲书写描写了白人女性在非洲大地精神与肉体的毁灭，堪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相媲美。莱辛中后期的书写描写了英国“二战”后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文化运动，女性看似获得了自由，实际上却依然被看不见的绳索束缚。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黑人民权运动是其历史上绕不过去的点，威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刻画南方贵族白人女性无法适应社会南北战争后的沧桑剧变，一步步走向自闭和精神分裂。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描写了黑奴制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以幽灵的方式不断纠缠着黑人女性。澳大利亚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18世纪白人流放犯对土著的杀戮，“二战”中被日本侵略，战后美国好莱坞商业消费文化的强势植入都在其民族性格中印上伤痕。伊丽莎白·乔利的《井》中老小姐既被好莱坞商业消费文化步步紧逼，又担心土著从某个不知名的土路上冒出来偷走她的财富。布克奖得主理查德·弗拉纳根的《单手掌声》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关于“二战”的创伤书写，表现东南欧女性移民的伤痛，试图在纯客观的史学记载和新历史主义的纯主观建构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即用后现代文学的语言反映客观的历史创伤。这些作家的写作都带有其时代的特征，读者也可以从这几位英美澳当代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中看到一个时代的背影。

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聚焦诺奖女作家莱辛的非洲叙事。莱辛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作家，她取材于早期非洲生活的短篇小说《草原日出》有着生态女性主义的端倪。《野草在歌唱》则致力于刻画农村白人女性的创伤，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本书第二章为莱辛的欧洲叙事，《金色笔记》中不自由的城市“自由女性”展示了“自由女性”既不可能在农村出现，也不可能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出现。对《金色笔记》的研究争论主要集中在小说独特的网状结构上，这正是莱辛多维写作风格的写照。第三章是美国文学中的女性创伤叙事。威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展示了南方贵族女性在南北战争后的形单影只；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以阿曼达母女为主要描写对象，对南方女性在城市贫民窟中的挣扎刻画入木三分；托妮·莫里森的《宠儿》描写了黑奴制给黑人女性带来的创伤，这种绝望使母亲塞丝变成了黑色的美狄亚。第四章为澳大利亚女性创伤叙事，以伊丽莎白·乔利的《井》为研究对象，分析澳大利亚社会上层、下层和土著女性的创伤，并对《井》中的女性创伤进行东方主义解读。第五章将“二战”女性创伤叙事单列一章，因为“二战”是20世纪最为惨烈的战争，给女性的心灵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从家族创伤出发，聚焦《单手掌声》中的移民之痛，将创伤的发展分为规避、展演和不确定的平复三个阶段。本书希冀通过对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女性创伤叙事研究，将创伤理论应用到现实的文本分析，探讨作品背后的家国变迁和人文关怀，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女性创伤叙事进行建设性研究。

最后，本书的创新之处是对创伤表达方式的探讨。创伤可否表达，又该如何表达？这是横亘在女性创伤叙事面前的难题。由于突然爆发的剧烈事件“打破了人们原有的文化意义框架”，由“东鳞西爪的记忆碎片”所组成的创伤记忆“无法构成认知”，因此，“受创者内心一直携带着一段难以言传、无法面对的历史，或者说，受创者自身已成为一段他们完全无力把握的历史症候”（Caruth,1995：16）。创伤造成了主体思维的断裂，创伤的存在与缺席处于矛盾中，它要求被表现，但被表现时又不断逃脱。如何说出不可言说之事？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分析了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之后认为现代主义文学遇到的最大危机便是表达危机。这种表述困难诚然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如出于政治目的，社会不给土著、流放犯和战俘发声的机会，也是由创伤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正是要“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本书尝试聚焦于英美澳当代重要作家女性创伤叙事，并探讨如何通过“零度写作”、“复调”、“碎片化叙事”、“不确定叙事”等多种后现代写作手法，以一种不诉诸眼泪的、更高层次的哲学观照创造一种历历在目的情境,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更精确地靠近创伤，使得无法言喻的感情与思想能够得以重现。

第一章诺奖女作家莱辛的非洲叙事1

第一节多丽丝·莱辛的研究综述/3

第二节《草原日出》中的生态女性主义/11

第三节《野草在歌唱》中农村白人女性的创伤/21 

第二章诺奖女作家莱辛的欧洲叙事33

第一节《金色笔记》的研究争论/36

第二节《金色笔记》中不自由的城市“自由女性”/38

第三节多丽丝·莱辛的多维写作风格/45 

第三章美国文学中的女性创伤叙事71

第一节“南方淑女”神话的破灭：绝望的玫瑰爱米丽/76

第二节城市贫民窟中的玻璃动物园：阿曼达一家/91

第三节黑人女性的种族创伤：黑色美狄亚塞丝/108

 第四章澳大利亚女性创伤叙事123

第一节澳大利亚移民文学概述/125

第二节伊丽莎白·乔利《井》中的创伤/132

第三节《井》中女性创伤的东方主义解读/142 

第五章“二战”女性创伤叙事——《单手掌声》中的移民之痛145

第一节弗拉纳根的家族创伤/147

第二节碎片化叙事中“二战”创伤的规避/153

第三节多重创伤的展演/161

第四节“二战”创伤不确定的平复/170参考文献183